家在太原：太原七中，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

随着改革大潮的深入，太原七中先是改为职业中学，后又被进山中学强强联合。也就是说，太原七中从此消失了。然而，作为太原七中的学子，我一直很怀念在那里度过的中学时光。

记得1970年的冬天，我们桥头街小学的五个高小班毕业了，与以往不同的是，我们上了六年半时间的小学。这大概是历史上唯一的记录吧。

当时还是文革时期，中小学不分重点和非重点，一律是就近对口入学。那天，我们小学一起毕业的同学相约，按照指定的报到时间，书包里装上太原七中的录取通知书，三五成群地向目的地进发，大家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神秘和好奇感。漫长的小学生涯终于结束了，我们这群不谙世事的孩子，很想知道将要奔赴的中学是什么样。

当我们走到上马街与崇善寺的丁字路口时，街道路北的一座宽阔的红漆大门赫然映入眼帘。在几级台阶上面的高大圆阔柱子上，挂着白底黑字“太原七中”的牌子。哇！好有气派的中学！

七中的前院是个标准的四合院。正对大门的一排青砖北房是校党支部和校革委会所在地；西面是校团委和人武部；东边一排是政工组、文印室、校医室。传达室在校门洞的东侧，当时是位姓陈的大爷职守。

在老人的指引下，我们曲径通幽般地拐来绕去，总算找到了各自的报名地。我们的班主任是张月梅老师。她三十多岁的样子，个子中等偏高、稍胖，梳运动式剪发头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。穿一条蓝布裤子、一件深豆色底的紫红格子中式上衣，脖子前后搭一条枣红短毛围巾。她和蔼可亲的接待，消除了我们预先的紧张和不安。报到后，大家结伴把新校园好好得游览了一番。同学们纷纷表示，没见过如此广阔的校园。老师们穿着都很朴素，几乎看不到稍微时髦点的衣服，而且个个平易近人。我们对七中的第一印象很好。

那年初一新生特别多。不但有我们六年制的，还有五年制的。两相一共有十几个班，班容量都是五十余人。加上初二、初三和高一的学生，就是洋洋几千学子。开始我们是廿九班，大约一个学期后，又被重新编为一连三十六排。教室由后院的高台阶，搬到中院排房靠外的一间。每次教工开会总是占我们的教室。班干部呢，最先称作“政工员”，后来叫作“排长”，上高中才又恢复到“班长”。习惯了小学的语文、算术两门主课，刚上初中就面对连音、体、美十几门课，把我们忙得晕头转向。常常看见老师进了课堂，才反应过来，赶紧往外掏书。

头一回上政治大课是在开会的大礼堂。几百名学生聚在一起，听那位操山西五台口音的男教师讲时事。讲我国冲破重重阻力，终于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，乔冠华参加了第廿六届联合国大会，我们的国旗按字母顺序排列在第23位；讲亚非拉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；讲尼克松访华……我们的《国际歌》就是在这里学会的，而且经常用英语大合唱。当时最流行的术语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、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。

至今对一些老师的教学风格记忆犹新。例如，张月梅老师的语文课细腻、严谨、语汇丰富、生动，加上一手又快又好的娟秀板书，让我们觉得上她的课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。当我后来也站到讲台上时，脑海里常常浮现张老师的形象。首任数学教师杨晓峰的快人快语、恨铁不成钢；副班主任兼数学课的荣树德老师的耐心、朴实，一手拿三角板圆规，一只捏粉笔的手上尽是白灰；英语课邹德发老师属印尼华侨，常用那洋人式的大眼睛，辅之以夸张的神态和手势，激起我们对外语的学习兴趣。却好景不长，只教了一个学期就换人了。接班的单老师是江南人，是一个小孩子的母亲。教学很尽职，即使对调皮捣蛋的学生，也是好言相劝，不发脾气，是真正的“善”老师。教我们物理的赵神圣老师，瘦高个，标准的北京口音。讲课好皱眉头，粉笔字写得飞快。借他的光,我的物理一直没下过90分，赵老师面朝黑板边写边比划的“左、右手定律”至今我印象很深。还有一位教“农基”的赵老师，太原口音，教学语言风趣、幽默、妙语连珠。据说，他可以把自己班上学生的名字串起来，说一段话。我们上他的课，教室里常常笑声连连。每当我们和外校联办运动会时，体育组的余岱山老师那略带沙哑的山东口音，通过麦克风响彻在杏花岭体育场上空：“太原----七中、十七中、二十三中----运动会，现在----开始！”语气极具渲染力，能把学生们鼓动得，恨不能立刻冲到运动场中央。说到这里，我不禁联想到了宫应林老师，那是我们学校最具口才的领导之一。不管学生如何众多，场面有多宏大，他总是能靠口若悬河的演说，掌握调度局面易如反掌，随他的意愿，可以让会场达到最安静或者最热烈的程度……

1973年，经过两年半学习，我们初中毕业了。那年上高中要层层推荐，百分之三十五的名额，最终还要学校三结合小组审查拍板。我这豆芽菜般的弱体质，竟被分在有“体育班”之称的高十班。这里几乎聚集了全校所有项目的体育健将。班主任是热爱体育，人到中年仍然驰骋于篮球赛场的解克礼老师。这是一位颇有学生缘的良师益友。他爱人常年患有风湿性心脏病，三个孩子尚小，最小的嗷嗷待哺。解老师既要上课、带班，还得看孩子、做饭、理家务和照顾病人。但他忙里偷闲，时常见他活跃于运动场上。毛主席让我们学会“弹钢琴”，工作后，每当我感到分身乏术时，就会想到解老师。由于他的言传身教，我们高十班就形成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每天早上最迟六点半，同学们要到杏花岭体育场活动一节课时间，然后回学校上课。过去我对体育一贯持排斥态度，就是从那时起，我渐渐爱上了体育。

在七中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。我们经历了学工、学农、学军。每个学期，学校要安排每班学生至少半月参与工农业生产实践。学农基地在榆次的榆成坪大队，我们住在贫下中农家里，接受再教育，每天和锄头、粮食作物打交道；学工基地在太原市建筑安装公司的运输队，大家穿着油渍麻花的劳动布工作服，成天跟着师傅钻在汽车低下搞修理。有的男生在那里还学会了开汽车……在学校上学时，有些同学中午不想回家，就让家人送饭，或买学校食堂的红枣发糕、粉条汤吃。下午偶有放学早时，我们都不愿回家。干嘛去？到同学家玩儿。这次你家，下次他家。所以，中学同学很少有相互不知谁在哪儿住的情况。假期要编学习小组，我们一起写作业，然后聊天、做游戏；班干部还组织大家去游泳、到公园游玩等等。现在各忙了各的事，几乎和同学们都不见面，想起这些挺珍贵的。

虽然太原七中看起来是个很普通的学校，但她同样为社会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建设者和各种优秀人才。我怀念传授知识、并且教我们做人的各位老师。我们的成长离不开他们的辛勤耕耘。我们的每一点进步，和这群可敬的园丁都是分不开的。爱屋及乌的缘故，我甚至怀念母校的一草一木！

太原七中，我生命的记忆！亲爱的母校，我心中的丰碑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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